拒學資料庫

　　吾心自從事拒學工作以來，在與孩子、家長、學校並肩作戰的過程中，發現在家庭間的依附關係，以及在學校的生活經驗、學習經驗、壓力因應方式、人際關係與情緒狀況，對於發展為拒學行為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拒學狀況最容易出現在國中階段，但至目前為止，國內對於拒學行為（廣義）的盛行率、呈現特徵及相關危險因子等實證資料仍顯缺乏，因此本次特別以台北市國中入學新生為對象，針對其情緒狀態、人際關係、依附關係、學習適應狀態等與上學意念進行初探性研究調查，以了解學生在自身意念上對於上學的看法和影響其觀點的因素，從中歸結、發現影響青少年拒學行為的相關危險與保護因子。

　　森田洋司(1991)於「不登校現象的社會學」一書中提出「登校迴避情緒」的概念，所謂「登校迴避情緒」就是指討厭學校、不想上學的情緒，且這樣的情緒是不登校行動具體化前的早期狀態，而此情緒發展的過程為，討厭上學的登校迴避情緒與應該去上學的義務感之間的衝突狀態。登校迴避情緒如轉移為行動時，不登校的可能性就大增。(註1)

　　本文中所提及的「上學意念」，即是從登校迴避情緒的概念衍生而來，並將上學意念分為「想去學校」的正向上學意念與「不想去學校」的負向上學意念，了解青少年對於是否願意去學校的意念、想法，並加入學校生活經驗、壓力因應方式、人際關係等等因素，藉以探索青少年不願到學校的壓力與原因。

註1：日本教育部將所有未出席到校的學生廣泛定以「不登校」稱之，即為我們文中廣義指稱的「拒學行為」。

　我們以自編的上學意念量表來了解國中生對於上學的意願、感受、壓力來進行觀察，其中「想去學校」的學生佔全體學生中的約42%，超過半數以上、58%的學生「不想去學校」的念頭較多。從性別上來看，男女生無明顯差異(圖1)，均以不想去學校占多數。

　　依附關係的品質好壞包含對父親、母親及同儕的依附狀況而論，由於家庭關係是孩子從幼兒時期至青少年時期中的核心，親子依附關係對於未來青少年在各階段發展扮演重要的關鍵，而同儕依附關係的品質對於青少年未來在環境適應、學校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等等也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許多相關研究指出，青少年依附關係也會影響青少年在情緒方面的發展。這次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將焦慮情緒分成高低兩組來比較時，焦慮高分組的依附品質低於焦慮低分組，將憂鬱情緒也同樣分為高低兩組時亦有相同發現，換言之，我們可以推測若依附品質較佳者，在焦慮情緒及憂鬱情緒得分上可能較低；其次，我們也發現當青少年的依附關係愈佳時，因為情緒困擾較低，願意去上學的比例愈高，也就較不容易出現拒學的問題。

　　所謂的焦慮情緒，是指由緊張、不安、焦急、擔心、恐懼等感受交織而成的複雜情緒狀態，每個人心中都會有焦慮情緒，不同的是程度上的輕重之分，困擾程度較高者可能會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現一些徵狀。本次使用「台灣版多向度兒童青少年焦慮量表」(MASC-TV)來測量青少年的焦慮情緒，其中包含身體症狀、逃避傷害、社交焦慮和分離/恐慌四個面向，得分越高者代表其焦慮程度越高。

　　將此次受試學生的焦慮情緒得分與常模(註2)的常態分配圖進行對照(圖2)，可以發現受試者分配較常態分配偏右，也就是較多人數集中焦慮情緒分數較高分處，平均得分有偏高的情形。

　　本研究中，國中生的焦慮情緒以分離/恐慌此分類項的分數最高，主要是在反應青少年與父母、家人間的聯繫未能妥善處理，分離的情緒通常又會與恐慌間有關連，當青少年獨自面對陌生或不熟悉的環境時，會想要待在家中或家人身邊，這樣的情況在年幼孩童身上常見，而本研究青少年在此分項的得分也略高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學生在校的學習經驗、生活經驗和壓力因應方式來探討，可能在於國小至國中階段環境上的轉變需要重新適應，所以在這個階段的青少年感受到不安、害怕的情緒居多。

　　我們進一步將焦慮情緒分為高中低三組，以了解不同情緒狀態的國中生在上學意念上的差異(圖3)。經分析比較後發現，焦慮情緒愈低的學生表現出的上學意念愈高，而愈焦慮的學生則反之。研究結果中，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學校的生活壓力很容易導致青少年的焦慮情緒，尤其來自課業、學校環境設施與未來的壓力，前者明顯的是現階段青少年被視為理應完成的工作，後者則是對於看不見、無形的不確定性與徬徨。而在父母的依附關係及同儕依附關係愈不好，青少年的焦慮也明顯愈高；若青少年能清楚感受到父母的溫暖關愛以及同儕的信任、夥伴關係發展良好時，其焦慮情緒也就相對降低許多。另外，也發現到如能多加強他們在壓力因應上的能力，遇到需處理的事件或危機時，可以強化他們的信心以及在焦慮情緒的感受上亦能降低。

　　在對於兒童與青少年拒學與心理疾患的臨床研究指出，單純以焦慮為主的拒學(Pure Anxiety-based school refusal)有明顯地過度擔心和害怕外，有些青少年也合併一些其他的心理疾患，如憂鬱、分離焦慮、選擇性緘默、品行疾患等等。所以，我們關心在青少年心理、情緒上的發展是否能夠適時適性的給予協助，關心的重點將不只擺放在情緒的處理或行為問題的解決，而是從源頭開始著手-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這也是為什麼此次研究中，我們將與青少年互動最多的學校、親子與同儕放入，以及了解他們在壓力因應時的處理方式。

註2：常模是從台灣大規模的社區兒童青少年所建立，具有年齡和性別的代表性，可代表一般兒童青少年得分的分配情形。

　　關於憂鬱是指憂愁、悲傷、頹廢、消沉等多種不愉快情緒綜合而成的心理狀態，從正常人到病態者都可能有此一現象，只是程度輕重與時間長短的差別而已；其反應可能會從情緒、生理、心理及行為等方面表現出來。本次使用「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CDI-TW)來測量國中生的憂鬱情緒，其中包含各種不同的憂鬱症狀，包括負向情緒、人際問題、效率低落、失去樂趣與負向自尊五個面向，也納入一些與學校有關的場合問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憂鬱可能在各種層面呈現的情形。

　　將此次國中生在憂鬱量表得分與常模的常態分配圖進行對照(圖4)，從對照中可以發現，相較於常態分配，較多人數集中在低分處，代表本次受試者的憂鬱情緒較常模的得分低。

　　男女生在整體憂鬱情緒表現上沒有差異，但在失去樂趣此分類項的得分較高就是一種警示，顯示出青少年有缺乏能量、經驗愉快的能力變低、有疏離感，也可能有睡眠或飲食上的問題等等。雖然國中生的憂鬱情緒偏低，但這種屬於內因性的憂鬱，對快樂的感覺、愉快的經驗降低，該如何從外在環境的改善或去了解形成這樣的因素是可以提早發現及預防的。

　　為了解憂鬱情緒高低與青少年是否想去學校有關，我們同樣將憂鬱情緒分為高中低三組，經分析比較後發現，憂鬱情緒愈低的學生表現出的上學意念愈高，而憂鬱情緒得分愈高的學生則反之(圖5)。

　　此次研究發現，受試的國中生普遍呈現高焦慮、低憂鬱的情緒狀態，由於青少年的焦慮情緒與憂鬱情緒呈現出不同的表現，所以有分開討論的必要性。我們亦發現到，學校生活壓力愈大、依附關係品質較差、較不會使用壓力因應策略的青少年，較容易產生焦慮與憂鬱情緒，而前述的三項因素均會經由所產生的憂鬱情緒對他們在上學意念上造成影響。另外，又以學校生活壓力因素使青少年產生的焦慮情緒影響他們的上學意念為更高。由於青少年最常接觸到的環境就是家庭與學校，在家中，父母、手足、親人即是他們的環境；在學校，師長、同儕、學業等等即構出綿密的網絡成為他們的生活。當問題產生，最常在這兩處顯露出來，拒學行為的產生也是如此。為能預防與改善不適應學校生活和拒學的形成，我們欲從中發現哪些因素可以影響青少年對於上學的意念和感受，進而去改善這些影響因素，以青少年的生活、情緒狀態、想不想上學的觀點進行觀察，針對這些因素進行分析與應對，提早作為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行為問題是我們後續研究待釐清與討論的重心。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以自編的上學意念量表與學校生活壓力量表了解青少年對於上學的意願、感受、壓力來進行觀察，結果發現，過半數青少年的上學意念都偏低、負向的上學意念較多，且在男女生上沒有太大的差異。當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偏高時，其上學意念就會愈低、負向的意念愈高，在焦慮情緒上因為高焦慮呈現常態的情況下，對於上學意念的影響較不似憂鬱情緒來的明顯，但仍呈現出高焦慮亦會影響青少年的上學意念。青少年長時間以學校為其生活重心，來自學校的壓力即直接影響青少年上學意念，研究結果顯示，以來自課業的壓力、學校設施與未來的壓力最多，而男生在人際壓力的反應較女生強烈。

　　1989年時，森田曾進行過日本中學生登校迴避情緒的實態調查，當時約有70.8%的受訪者表示有這樣的情緒。2007年時，王美玲在「台日中學生的登校迴避情緒研究」中，對於台日兩國學生進行登校迴避情緒的實態調查指出，87.3%的台灣中學生有登校迴避情緒、78.2%的日本中學生有登校迴避情緒；而兩者較森田在1989年所做的中學生調查，台灣的中學生回答「有時有登校迴避情緒」者是當時日本的3倍，日本則是當時的2倍，整體而言，台灣中學生有登校迴避情緒者較日本來的多。在王美玲的實態調查中也指出與台、日中學生登校迴避情緒的相關因素來看，台灣的青少年主要以人際關係、學校滿意度有強烈的相關性，女生在學業成績上較男生與登校迴避情緒上有較高的相關；日本青少年則是以學業成績和學校滿意度與登校迴避情緒有強烈相關。

　　日本社會於1950年代開始出現非經濟原因引起的學生拒學上學的現象，概念從最初的school phobia發展為登校拒否，而後演變至今日的不登校。日本這樣的演變，首先體現在對不登校現象概念上的變化，由原先從病理學角度看待，將兒童與青少年不上學視作一種非正常的行為，而後逐漸認為不登校不是特定學生才會發生的特定問題，而是所有在發展中的兒童與青少年都有可能發生的行為，這樣不僅增強了社會大眾對不登校行為的理解，也反映出以青少年為本體、尊重不同個體發展的理念。以此為發展下，日本提出了「登校刺激」的概念(劉霖芳,2007)，指的是圍繞著登校問題，兒童與青少年受到來自周圍環境的壓力，包含有「直接刺激」即催促其登校的斥責，也包含「間接刺激」即來自學校的詢問、老師家訪、朋友的勸導等等。對於不適當的登校刺激的重視，反映出日本社會對青少年個別發展的尊重，日本學者認為，對不登校生不合時宜的登校刺激可能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相對的，應該給予他們充足的時間自我調整，提供一個相對較寬鬆的環境，為再次回到學校積蓄能量。

　　另外，也有學者提出不登校如同一動態化的形成；森田(1991)將不登校現象的形成由三項因素結合來看：不登校生被標籤化、登校迴避情緒、缺席遲到與早退的行動；這是一種將討厭去上學的情緒轉變為具體化的行動。青少年開始時對學校產生登校迴避情緒，而這些學生漸漸開始有遲到、早退甚至缺席，當這樣的行為過於頻繁時，這些有登校迴避情緒且會遲到、早退與缺席的學生開始被標籤化，最後即成為被標籤化的不登校生(圖6.)。所以，日本將有登校迴避情緒的學生視作是不登校生的潛在群，許多學者、專家進行研究時以不登校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尊重每位不登校生的特點和階段，實施時，根據個體的不同、特性建立系統的解決方案；也因為不登校生的增加與學校無法吸引學生到校、學生想脫離學校的原因有關，有的學者亦開始將著眼點轉向學校與學生間的羈絆，什麼原因讓學生想上學、什麼原因讓學生逃離學校，開始從環境、政策面上進行根部的了解與改變。

　　我國教育現存著諸多矛盾與問題，雖然在教改政策的實行下，人人有書念的理想已落為實際，但在教育質量上深度的問題卻未獲得解決，多數青少年在學習議題上愈顯動機不足、教育仍存著功利化與工具化的色彩、學校中的霸凌問題、師生間對立關係、學校與家長關係的緊繃與界線的模糊等等，都成為學生不想上學的誘發因素。對於拒學行為的現象，我國仍只有少數者對此有相當了解，除了因為拒學生在學校的發生率跟其他青少年問題比較起來屬於少數，容易被忽略或混淆為其他問題，所以往往在問題發生前、發生後均未能及時的處理；另方面，當青少年出現拒學行為後，因為不到校、不出門、不與外界溝通、拒絕協助、防衛心強的等等特性，讓家長與老師也難以介入或了解孩子所處的困境。旁人應當對此一行為現象了解到，青少年拒學，對學校從短時間不適應到長時間拒絕、懼怕、不願意到校是一個轉變的過程，也是心理的、情緒上逐漸累積、放大並加強的過程，自情緒的發生到發展為行為並形成一種現象，分成了許多階段、循環、複雜的心路歷程。但是，現階段我國教育制度、輔導功能乃至一般大眾，對於學生不上學的印象多半仍停留在中輟、逃學為多，而這些名詞在長期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已經被標籤化甚至帶有貶低的色彩，除了被認為是種不正常行為，青少年、家長、學校如未能對此有正面了解與認識，碰到這樣的行為發生時就更容易有挫敗、逃避、遮掩的想法，也促使問題更加惡化。所以，此次我們以青少年上學意念、情緒、學校生活壓力、壓力因應方式以及親子關係著眼，期望以青少年健康發展為本位，尊重每個個體發展的多元性與差異性，積極為青少年提供協助與支援，不強加教育者的觀點在青少年身上，而是幫助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法與成長方式為目的。

註3

A：學生有登校迴避情緒

B：有登校迴避情緒且會缺席、遲到、早退的學生

C：有登校迴避情緒、會缺席、遲到、早退的學生且被標籤化的學生

D：已被標籤化的不登校學生

E：一般學生

(參考文獻：森田洋司(2000),不登校現象の社会學)

施測時間：100年9月到12月。

調查方法：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針對台北市內國一新生班級共挑選出25個班級，施測人數共計695名。

有效樣本： 615名就讀台北市國一新生，扣除不願將資料提供作研究者，以及答題不全的無效問卷後，問卷可使用率為88.8%。